爱泼斯坦的墓前镌刻：“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爱泼斯坦生平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2005），中文名“艾培”，犹太裔，记者、作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1915年出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定居中国。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报》工作，1937年任美国合众社记者，1939年在香港参加宋庆龄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抗日战争期间，他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日本投降后，在美国参加“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斗争。1951年应宋庆龄之邀，回中国参与《中国建设》杂志的创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福利会理事等。著有《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西藏的转变》《见证中国》等。
幼时爱泼斯坦与父亲在北戴河度假
爱泼斯坦2岁时随父母来到中国，先后居住于哈尔滨和天津。少年时期，受母亲影响，阅读了大量俄国杰出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进步作品，为他之后的写作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从小目睹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国土，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始终坚定地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向世界揭露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讴歌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壮举。
中国革命斗争的记录者
1931年，爱泼斯坦进入《京津泰晤士报》工作，开始记者生涯。他积极向全世界报道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真实情况。1937年至1938年，爱泼斯坦作为美国合众社驻华记者，奔走在抗战一线，真实记录了卢沟桥事变、台儿庄战役以及广州沦陷等事件。
1934年，在《京津泰晤士报》任记者
1938年，在香港与中外新闻文化界人士合影（左三为爱波斯坦）
1938年6月，由宋庆龄邀集中外人士发起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在香港成立，爱波斯坦任宣传委员。“保盟”向世界各国友人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争取同情与支持，并募集医疗器材、食品衣物和经费，吸引和团结了一大批国际友人、海外侨胞。1945年，“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改为“中国福利会”。
1938年，宋庆龄和“保盟”中央委员会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法朗斯、克拉克、廖承志
“保盟”机关刊物
重庆“保盟”总部旧址
1944年，爱泼斯坦跟随中外记者团，突破封锁，前往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所写的20余篇通讯在《纽约时报》发表，并收入《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该书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并被译成多种语言，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较大影响。
1944年，毛泽东接见外国记者（前排右二为爱泼斯坦）
《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张立程、付瑶译，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中国和平建设的参与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爱波斯坦应宋庆龄之邀，回到中国参与《中国建设》（《今日中国》杂志前身）的创刊工作，并加入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建设》于1952年创办，旨在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人民生活变化及有关中国的各方面背景知识，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1990年更名为《今日中国》。
1952年1月的《中国建设》创刊号
爱泼斯坦在《中国建设》创办时期的照片
2021年9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斯诺、马海德、艾黎、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的亲属，向那些曾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宝贵贡献的国际友人致以深切缅怀。习总书记指出：
20世纪上半叶，斯诺、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艾黎、爱泼斯坦等一大批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并肩战斗。我们始终铭记他们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宝贵贡献和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
《人民之战》
1939年，24岁的爱泼斯坦写成《人民之战》一书，在伦敦出版。该书记录了他对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两年的观察与思考，既有对战事战况的细致描写，也有对战争局势的深入分析。从北平、天津、南京到武汉、广州，一路跟踪采访，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人民之战》是爱泼斯坦以抗战为主题的“战争四部曲”的第一部（其他三部为《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宋庆龄曾评价这部书说：
这本书不同于任何别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有关这场斗争的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以往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同我们国民革命的未来前景联系在一起。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该读一读。
段落选读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学生说。虽然在上海和广州，他们死于英国的枪弹之下，但是，全国范围开展起来的运动继续说这句话。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工人说。他们发动的总罢工使香港陷于瘫痪，使英国在中国沿海港口的贸易陷于停顿。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农民说。他们打碎了农村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权力，扛起枪，参加革命军，去攻打北方军阀的堡垒。随着他们的挺进，中国封建制度的腐朽结构摇摇欲坠了。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不会赢得这场战争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四亿同胞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巨大的潜在财富，终于起来为自己的生存、为自己的未来而斗争。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路透社9月8日报道，由一位中将率领的一师日军从日本来到中国，专门对付平津地区的游击队。日本人曾经以一个旅的兵力控制整个华北，后来吹牛说，用一个师就可以征服全中国。现在新派的这个师，据日本发言人说，“是由年轻力壮的第一流军人组成的”，装备精良，本来是用于对付俄国人的，不得不派到中国来。但是，这支增援侵华日军的令人生畏的兵力不是开往中国前线。长江一带的中国军队不会感受到它的压力。它是来“被征服的”华北天堂的。“在此期间，”路透社写道，“日本人出钱雇用的保安队开小差的越来越多，大大增加了游击队的人数。秦皇岛和山海关之间的那段北宁路被切断了。山海关是长城的入海口，位于另一个天堂满洲国的边界，所以日本人很着急。据可靠的消息，在冀中和冀南，有一大批伪军向正定、保定的游击队投诚。他们是领了8月份工资以后倒戈的。”聪明的伪军！倒霉的是日本天皇日益枯竭的国库。
——《人民之战》
在全国，共产党的威信远远超过了它的人数或权力。这是因为它在战场上和在它参与决定政策的地区表明了，它对全国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它坚持抗战的方法是有效的。这一事实得到普遍的承认，因而不仅学生们纷纷涌入延安抗日大学，而且总参谋部（过去它的主要任务是打红军）也欢迎共产党的将领们参与它的决策，在进行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方案中采纳他们的建议。中国军队的所有军官都接受由叶剑英将军这样的指挥官主持的游击战术训练。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却迟迟不采纳共产党认为对游击战的成功至关重要的政治、经济改革，无论敌友都承认这是共产党军队取得辉煌胜利的主要因素。
——《中国在前进》
《人民之战》爱波斯坦著，贾宗谊译，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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