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35岁的梁启超写下《王安石传》（原书名《王荆公》），此时距离戊戌变法失败已整整过去10年。
戊戌六君子祭（杨参军画，今藏中国美术馆）
正如梁氏在该书《例言》中开宗明义：
本书以发挥荆公政术为第一义，故于其所创诸新法之内容及其得失，言之特详，而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使读者于新旧知识咸得融会。
同样的胸怀天下，同样的壮志难酬。梁任公写下此书，既是为王荆公辩诬正名，也是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当时的革命实践发出一声呐喊。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文史学家。“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之一，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其一生学术涉猎广泛，于史学研究成绩最为显著。笔耕不辍，著述宏富，留下了1000多万字的著作文章。代表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变法通议》等。
《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的机关报。梁启超担任主笔。
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形势下诏宣示“预备立宪”。1907年10月，远在日本的梁启超集合友人成立了“政闻社”，宣传所谓的“宪政”思想。但由于种种势力的反对，政闻社只存在了10个月就被迫解散。梁启超只能暂退书斋，专心读书著述。《王安石传》就是在那个时候写就的。
梁启超（左）、光绪皇帝（中）、康有为（右）
为写此书，梁启超参阅了不下百种书籍文献，试图客观还原王安石所处的时代状况。他针对王安石在历史上承担的诸多骂名，一一做了分析驳斥，勾勒出一个正面的王安石形象。
梁启超病逝后，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杨铨写下挽联：
文开白话先河，自有勋劳垂学史；
政似青苗一派，终怜凭藉误英雄。
“青苗一派”即指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两位跨越800余年的“改革先锋”，就这样成了同道中人。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江西临川人。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神宗即位，王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后提为参知政事。熙宁三年（1070）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改革新法。熙宁九年（1076）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谥号“文”。后人编有《临川集》《王安石全集》等。
北宋后期，国家财政空虚，军事力量不堪一击，官僚政治暮气沉沉。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任提点江东刑狱期满返京述职时向宋仁宗呈上了一份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请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的灭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
宋仁宗赵祯
这篇梁启超眼中的“秦汉以下第一大文”呈上后，却似“石沉大海”，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王安石心灰意冷，多次拒绝朝廷征召，只在地方任职。宋神宗即位后，决心变革，破格提拔王安石主持变法。此后几年，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大力支持下推出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等多项改革措施，史称“熙宁变法”。
宋神宗赵顼
但是改革难免触及到皇亲国戚、大地主、大贵族等保守派的阶级利益，因此受到百般阻挠。甚至有人作《流民图》呈送宋神宗，请求停止变法。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新法就被取消了。
清《流民图》
众所周知，鄞县是王安石主政地方的起点。在任近三年时间里，王安石在鄞县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兴修水利、创办县学、推广教育等，对当地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他组织全县十余万民工整治东钱湖，除葑草，浚湖泥，立湖界，置碶闸、陂塘，筑七堰九塘，使周边“七乡邑受沾濡”“虽大暑甚旱，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
东钱湖畔的王安石雕像 胡龙召摄
宁波东钱湖忠应庙，位于东钱湖下水村，是当时鄞县民众自发为王安石立的宗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
王安石还十分重视地方教育。当时鄞县的文教水平并不发达，王安石来鄞后，有感于邻县慈溪已创立县学，就将鄞县县治附近的一座唐代孔庙作为学校，建起了鄞县的第一所官学。
鄞县县学旧址“棂星门”（今市第一医院后门）
王安石曾经讲学的桃源书院。当时，“庆历五先生”之一的王致将自己的宅地“酌古堂”改建为书院。熙宁九年（1076），其侄王说又改建为“桃源书院”。北宋时期，桃源书院是明州唯一一所有“书院”之名的教育场所，是当时浙东一带最为著名的修学圣地，宋神宗曾御笔亲题“桃源书院”四字。
王安石这些切中时弊的改革举措，既来自于他对北宋政治体制的深刻总结和民生疾苦的现实体会，也来自于他对经世致用之学的准确理解。梁启超说：
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则亦何必外此以更求公之学术？
他在《答曾公立书》中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可见，“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是王安石治学与治政的核心思想，这也被后来的浙东学术所继承。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三《答曾公立书》（国家图书馆藏四部丛刊本）
对于硬扣在王安石头上“离经叛道”的帽子，梁启超也是坚决予以平反。《宋史》记王安石：
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后世很多人以此攻讦王安石，认为他不守儒家经典，破坏传统学术体系。梁启超则以林希逸《鬳斋学记》引尹和靖说：“介甫未尝废《春秋》。废《春秋》，以为‘断烂朝报’，皆后来无忌惮者托介甫之言也。”以此为王安石翻案。
《宋史》卷八十六《王安石传》（国家图书馆藏明成化本）
从南宋到晚清，对王安石的评价几乎都以负面为主。到了近代，随着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寻求变法而富国强兵，人们对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也有了更多正面积极的评价。而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无疑是20世纪以来表彰王安石的巅峰之作。
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祀，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
距公之后，垂千年矣。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梁启超《王安石传·叙论》
《王安石传》
梁启超著，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
索书号：B244.5/1031（仅限乔石书房室内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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