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是北朝四大奇书之一，记录北魏后期的首都洛阳城的佛教寺院情况。北魏末年东西政治分裂，首都迁至邺城，被废弃的洛阳城一派萧条，它曾经的辉煌与繁荣变得春梦无痕。这本书就是怀着极其强烈的怀旧情绪记录曾经的洛阳城。6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罗新做客宁波图书馆福庆馆天一讲堂，主讲天一讲堂·宁波社科讲坛“名人名典”系列第3季第6场“烟花易冷洛阳城——谈中古奇书《洛阳伽蓝记》”。

在佛教之风席卷东亚大陆二百载之后，长期对峙的南北两方于6世纪前半叶纷纷涌现出彰显各自佛教兴盛的史籍。南朝有《高僧传》《比丘尼传》及《出三藏记集》。北朝则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南朝诸书多侧重于僧尼传记与经典论著的译介，而《洛阳伽蓝记》则以寺塔庙宇为核心，将笔墨聚焦于彼时已为往昔的洛阳。此书呈现出鲜明的世俗色彩，且其描述对象更为广阔。依传统文献之分类，《洛阳伽蓝记》常被归于史部地理类，佛教文献学者亦将其视为佛门史著。

关于作者之生平事迹，他载鲜见。其姓氏亦存多版：或作杨衒之，或为阳衒之，又或称羊衒之。明刻本《洛阳伽蓝记》均作杨衒之，《广弘明集》载为杨（阳）衒之，而《史通》与《郡斋读书志》则皆作羊衒之。依据自序，此书之撰写始于作者武定五年（547）重游洛阳之后，此时距东魏之终结仅余三年光阴。《洛阳伽蓝记》何时完稿？书中多处提及魏都自洛迁邺，然记事截止于东魏末年，未涉北齐。高欢、高澄在书中分别尊称为齐献武王与大将军，而非入齐之后所称之太祖献武帝（天统初改高祖神武帝）及世宗文襄帝。由此可推，《洛阳伽蓝记》完稿当在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之前，前后写作未逾三年。若作者于书成之后尚未辞世，理应随禅代而入齐为官，只是史册无载，也许是因为官职卑微，地位不显。

关于写作体例，中古时期常见正文外另附注文，实则是效仿佛教文献体裁，受佛经“合本子注”影响。“合本”即将文本各异之不同文献或同一文献之不同版本汇于一书，以注文形式附于正文之下。正文与注文犹如母子之关系，故注文亦称“子注”。此种体裁之妙处在于，子注不受篇幅所限，独立于正文之外，另述一事，甚或全文录入相关文献。就《洛阳伽蓝记》而言，凭借正文与子注的结构，除寺塔建筑记叙外，更增添诸多宝贵之社会文化记录。正是这些与佛寺僧尼未必有直接关联的子注内容，最为后世读史者所推崇。

主讲人简介：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中古史与北方民族史，学术代表作《内亚渊源》《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与《王化与山险》，近年出版旅行文学《从大都到上都》《月亮照在阿姆河上》和学术随笔《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以及历史非虚构作品《漫长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