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看来，宋朝是中华文化的高峰。经济高度繁荣，四大发明有三个跟宋朝有关。商业繁荣，世界上第一个纸币诞生在宋朝。宋词文学，书画艺术、生活美学，很多都做到了天花板级别。但这些都是文人士大夫的玩法，跟普通老百姓关系很小。风流才子、文人士大夫的岁月静好恰恰是普通百姓为他们负重前行。9月7日下午2点，《秦制两千年》《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作者谌旭彬携最新力作《大宋繁华》做客宁波图书馆福庆馆天一讲堂，主讲“大宋：意料之外的繁华”。

关于宋朝是否繁华的问题，谌旭彬指出，《东京梦华录》作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其记载的真实性毋庸置疑。然而，该书作者孟元老的身份背景——一个出身于官宦家庭、生活无忧的文人——意味着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局限性。孟元老在开封城长达二十年的游历与观赏经历，虽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辉煌壮观的城市画卷，但这主要反映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景象。谌旭彬强调，这样的描述缺乏从普通民众或被统治阶层角度出发的历史视角。因此，谌旭彬更希望能够向公众展示北宋时期，从底层人民或被统治者角度来看的社会真实面貌。

得益于人口的增长和粮食产量的提高，宋代的物质财富远超前代，这也意味着国家能够从百姓那里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古代朝廷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实物税收，即征收粮食等实物；二是货币税收。值得注意的是，天宝年间正是杜甫所描述的“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富饶时期，而宋真宗时期并非北宋经济最为繁荣的阶段，其粮食收入就已经超过了唐朝的鼎盛时期。更为显著的是货币税收的增长。在唐代，货币税收仅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在北宋，这一比例已超过一半。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到了宋太宗时期，朝廷的货币税收已是唐代的两倍。至宋真宗时期，这一数额再次翻番，至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货币税收更是达到了唐代峰值的四至五倍。由此可见，宋代的财政收入规模远远超过了唐代及之前的朝代。

何谓“政治型繁华”？这种繁华并非源于民间自发的商业或经济活动，而是由朝廷通过税赋进行再分配所带来的结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北宋的首都开封。在北宋时期，开封的人口一度高达120万，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堪称独一无二的大都市。需要注意的是，开封的人口结构中约有50万属于食税阶层，包括皇族、官员、文职人员以及十多万名禁军及其家属。这些人凭借朝廷发放的俸禄享有强劲的消费能力和购买力，构成了开封市内最核心的消费者群体。剩余的60万至70万人口，则是为了服务于这50万高消费群体而聚集于此，通过提供各类商品和服务谋生。当我们翻阅《东京梦华录》时，会发现其中记载的消费模式明显带有士大夫文化的烙印。因此，开封在物质文化上的风雅是由其特定的消费者构成所决定的，正如谌旭彬所指出的，这是一种“政治型繁华”。然而，开封并不能被视为北宋时期的普遍现象。除开封外，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呢？当时的文献中有这样的描述：郑州作为一个省级行政中心，却仅有“南北更无三座寺，东西只有一条街”，反映出这座城市的规模和繁华程度与开封相去甚远。而对于三线城市，记载则显示那里“民屋数百间”，整个县城仅有几百户人家，人口稀少，显示出更为简陋的城市面貌。这些差异鲜明地揭示了北宋时期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意料之外”这四个字，是谌旭彬从独特视角得出的认知。他认为，北宋的繁荣，包括人口破亿和物质财富的激增，并非完全出于预料之中，其主要原因并非赵宋王朝主动为之，而是由一系列意外因素促成的。这些意外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人口大爆炸、募兵制以及不立田制。尽管北宋时期的社会底层民众仍需承担沉重的负担，但这个时代已经从人头税过渡到了资产税，相较于前朝已有显著进步。不过，这一转变并不意味着质的变化，而只是相对改善。对此，南宋著名学者朱熹曾有过精辟论述，他指出：“历代用于盘剥百姓的手段，在本朝几乎无所不包。”这句话概括了他对南宋乃至北宋时期社会状况的看法。尽管税制有所改进，但民众的负担依然沉重。朱熹的评价反映了即便是在这一繁荣时期，普通百姓依然面临着来自官方的各种苛捐杂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北宋的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复杂而独特的面貌。

主讲人简介：谌旭彬，笔名言九林，青年作家，资深历史编辑，腾讯历史频道原主编，对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颇有心得。出版历史畅销书《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