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从一个“好奇的平等伙伴”变成了一个对东亚国家野心勃勃的帝国。在一个随着民族国家建设而重新定义“德国”的时代，对德意志民族的反思也发生在关于东亚海外文化和政治比较的公开辩论中。9月25日，宁波诺丁汉大学近代欧洲与国际历史学副教授穆正德做客宁波图书馆天一讲堂·云讲堂，为大家带来“好奇与认同：跟随19世纪德国人东游亚洲”为主题的讲座。

穆正德关注的重点是19世纪到亚洲旅行的德国人和其他国家讲德语的人。首先，穆正德浅谈了自己对旅行的理解，在疫情时期的当下，我们并不能到很远的地方旅行，但在绝大多数时间，我们是为了商务需要或者休闲观光而旅行，同时也可以用很多其他方式来理解旅行，研究旅行实际上意味着关注人的迁移。因此，旅行是将所处环境换到一个特定的目的地，并同时完成相关任务。人们对他们可能发现的东西已经有了预想，然后，旅行者必须有足够的好奇心和智慧，才能真正发现他们与好奇心和智慧相匹配的东西。

其次，旅行报告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们必须明白改变地方和环境肯定会带来很多压力，特别是在涉及到不同的语言时。对我们来说，理解新环境并赋予其意义，是一种认知和解释学的挑战，这就是不同的旅行体验和创作旅行报告的有趣之处，他们将这些体验融入图像和文字中，让我们得以看到他们如何对不同环境做出反应，他们如何赋予所见事物以意义，以及他们如何在自己既成的世界观和秩序观中找到新事物的位置，这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旅行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按照身份认同的理念来执行，就是一种哲学实验，对德国来人来，这是一个在不同层面上获得自我意识的哲学实验。

穆正德还提到，启蒙运动和德国浪漫主义是两个关键因素，有助于人们了解德国人走出欧洲走向亚洲时，如何选择观察对象以及展开观察行动。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德国启蒙主义，当时有一种渴望创造世界秩序的广泛性、普遍性和包容性的思想在欧洲普遍出现，他们以欧洲为中心，因为启蒙运动主要出现在欧洲和北美，但他们不批判，也不根据文明的高低进行排名，一切都被视为世界文明，并且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去理解和包容欧洲以外的文明。德国人的旅行报告，特别是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旅行著作，正是借鉴启蒙运动的这一传统。洪堡在著名的拉丁美洲旅行中衡量了世界，他不仅在与人们交谈，同时还测量山的数据，他从事植物学和大地测量学，收集有关海拔和山脉轮廓的数据。

最后，穆正德表示，德国人对亚洲的构建是在构建多重亚洲，社会亚洲，而且是在地点和空间上多元化的亚洲，通过旅行报告出现的不一定是一个中国，而是有多个中国，不一定是一个日本，而且是有多个日本。对亚洲的看法也有助于德国的定义，自己以及在世界上的角色的方式。所以这个亚洲的构建和德国的构建之间的关系是某种扩展的辩证法。这不仅仅是将帝国野心投射到亚洲的单向通道，它还试图了解与亚洲不同地区的关系。这就是亚洲在德国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它在某种程度上是观察的尺度，在从道德自信范围式转变为工业现代化和世俗进步的同时，也让一种普鲁士、德意志的国家及其使命实现。

主讲人简介：Christian Müller，中文名穆正德，宁波诺丁汉大学近代欧洲与国际历史学副教授。他拥有牛津大学大学学院的研究硕士学位，以及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他是一位社会、政治和文化历史学家，关注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和欧洲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表现。于2018年11月当选为皇家历史学会会员，且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罗瑟尔美国研究所以及根特大学的访问学者，以及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梅隆奖博士后研究员。2018年获得诺丁汉大学副校长奖章，2020年获得迪林勋爵卓越教学奖。他与Matteo Salonia合编的新书《亚洲旅行写作：好奇、身份与知识，公元1200年至今》将于2022年初由帕尔格雷夫·斯普林格出版。